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大都已成年，但智力年龄只有6到12岁，是一群“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但他们的家长却在慢慢变老，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孩子已经只剩一位家长的陪伴，或者两位家长均已近暮年。“养儿防老”无法实现，这些孩子的家长已经在担心自己去世后房子如何给孩子，存款如何定期定量用在孩子身上并不被挥霍……近日记者走近这一群体的父母，倾听他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资料图)

“孩子”通过参加公益活动体现自身价值

法律上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近日，记者来到了“青岛市市北区春雨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简称春雨中心），这里有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是法律上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在这里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价值。

“孩子”在春雨中心开心的生活

走进春雨中心的日间照料室，里面有十几个看上去年龄不大的“孩子”，正围坐在一张桌子练习给卡纸打孔。见到有人进来，他们都笑着向我们问好。春雨中心创始人崔永兰老师介绍道：“这些孩子年龄在十八到二十岁之间，是刚刚送到中心的。虽然他们到了成年人年龄，但智力只能达到五六岁孩子的水平，因此哪怕是打孔这种简单的技能，他们也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掌握。这间教室就是培养他们基本技能的，以便之后帮助他们就业。”

听着崔永兰的介绍，记者又来到了辅助就业室。这里的“孩子”更多，年龄看上去也明显比刚才的“孩子”们大，其中有的“孩子”头发已经花白。他们正在认真地做着自己的工作，见到有人进来，他们同样热情地打了招呼，然后继续手中的工作。他们分成不同的小组，有的折纸盒，有的给包装袋穿线，有的将物品固定在硬纸上……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固定的工作。“这些来春雨已经很多年了，其中年龄最大的已接近50岁了，他们经过训练，现在已经能做一些简单的手工工作了。”崔永兰对记者说道。

崔永兰和“孩子”以及家长在一起

随后，崔永兰女士，向记者详细地介绍了春雨中心的由来。2014年，在残联组织的一次“残疾人就业招聘会”上，崔永兰了解到社会上有一批智力障碍残疾人。他们虽然到了成年人年龄，但智力只能达到五六岁孩子的水平。他们的父母知道自己的孩子想要就业简直是天方夜谭，只能几十年陪伴在孩子身边，虽是悉心照料，背后却是苦不堪言，因为他们看不到未来。身有残疾的崔永兰深知残疾人自身所遭受的不幸与痛苦，她决定要找到一种方法，用自己的方式为智障残疾人找到就业的机会，赢得社会的尊重。同年12月，崔永兰创立了“春雨中心”，正式开始了为智力障碍残疾人提供就业机会的工作。

“长不大”的他们凭劳动实现价值

虽然崔永兰对智障残疾人做了多方了解，也对这件事的难度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真正实施后，她才发现实际情况要比想象中困难太多。第一批送来春雨中心帮扶的，是三十位年龄在十八岁至四十岁的智力障碍残疾人。折纸袋、给纸提袋穿绳、给纸袋刷浆糊……这些看似极简单的手工操作，对他们来说就像是在爬一座大山。你讲了无数遍，他们依然记不住，操作起来就更是一塌糊涂。而且这些“孩子”都会犯一个通病，就是容易出现焦躁不安的情绪，有时会突然暴怒，甚至动手打女老师。

崔永兰带着家长商讨孩子的“托孤”计划

“孩子”们的表现虽然让崔永兰有些焦头烂额，但骨子里的倔劲儿让她没有放弃他们。在和“孩子”的交往中，崔永兰发现智障残疾人由于长期受到别人的歧视，往往都非常自卑，但内心是非常希望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鼓励。因此在平时的练习时，只要有一点点进步，崔永兰和老师们就给出十分的称赞和鼓励。而这些“孩子”得到表扬后，都会异常开心，脾气也没有那么暴躁了，也开始愿意学技能了。在提高“孩子”们生产技能的同时，崔永兰还带他们参加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增强“孩子”们的社会参与感，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尊严。

经过近1年的训练，“孩子”们终于渐渐地掌握了工作技能，春雨中心联系了一些爱心企业，将一些简单、重复的手工活订单交给他们做，按月给开工资，并给他们投了劳动保险。“记得第一次他们将自己的工资带回家交给父母后，那天晚上，我的手机基本就没断过，几乎所有孩子的家长都给我打来电话表示感谢。他们大都带着哭腔表示不敢相信，没想到自己的孩子也能自食其力了，这可解决了他们家庭几十年束手无策的孩子问题。”崔永兰回忆着说道。

随着第一批“孩子”成功就业，越来越多的智力障碍残疾人被送到春雨中心，截至目前，春雨中心已经为136名特殊的“孩子”解决了就业问题。这些“孩子”实现了人生的跨越，家长们内心激动不已，但是有一种担忧始终围绕在家长们的心头——自己离开后，孩子们的生活会是怎样？

萦绕在父母心头的担忧促使他们早做打算

眼看自己的“孩子”找到了工作，能够自食其力，困扰多年的“孩子”问题得到了解决，这让家长们都松了一口气，感觉家庭的生活有了希望。可另一个无法避免的难题，却正在慢慢接近他们，那就是这些特殊“孩子”的养老问题。

孩子家长认真聆听托孤计划

目前这些“孩子”虽然都学会了一些工作技能，也有了相应的收入，但他们平时的生活起居，还是需要依靠父母家人的照顾。而且智力障碍残疾人士在法律上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群，很多正常人的权益，他们是无法正常行使的。比如父母留下遗嘱，将自己的房产留给“孩子”，但来到春雨的孩子都是智力残障人士，虽然他们的实际年龄从20多岁至50多岁都是成年人，但房产是无法过户到“孩子”名下，想要出售更是没有可能。记者采访了多名“孩子”的家长，通过他们的话语，记者明显能感觉到他们内心的焦虑，都担心一旦自己离世，留下的孩子谁能帮着照顾？自己留下的财产如何才能真正用到孩子身上？

>>>宁愿孩子走在自己前面

大龄“孩子”大春（化名）已经快50岁了，回忆起这近50年的经历，大春的父亲陈先生激动不已，从孩子出生时的欢欣欢喜，到发现孩子智力存在问题时的茫然失措、心如死灰，再到后来的强打精神照顾他，陈先生和妻子的心情犹如坐过山车一般。

孩子永远是家长眼中的宝

陈先生去年年初被诊断得了癌症，老伴今年也已经70多岁了，他对记者说：“我就是放不下我那智力残疾的孩子，大春今年也快50岁了，平时穿衣服都需要我们帮助，更别说做饭了。真不知道我们不在了，他怎么生活。我们只希望能死在他的后面，哪怕比他多活一天也好，这样我们也能闭上眼了。”这些话里透露出陈先生内心万般无奈。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跟陈先生持一样想法的家长并非个例，楚楚（化名）的妈妈刘女士也有着和陈先生同样想法，“虽然楚楚有智力残疾，但毕竟是我的孩子，平时别说让别人，就是楚楚的爸爸照顾，我都不放心，生怕照顾不周，让楚楚受了委屈。现在我和她爸年龄也越来越大，虽然知道这样想不对，但还是希望楚楚能走在我们前面，我们争取多活几年，让楚楚多享几年的福。”刘女士同样无奈地对记者说道。

>>>观察身边亲属有无值得信赖能托付

同陈先生和刘女士的无奈相比，大萱（化名）的妈妈金女士就积极地多。她告诉记者，早在大萱四五岁的时候，她就开始计划孩子的将来。

金女士一直默默观察自己的亲戚和亲戚家的孩子。“看看哪个亲戚和亲戚家的孩子人品比较好，比较有爱心，不会对大萱表现出歧视的感觉。”金女士告诉记者，她会主动让大萱多与他们接触，培养感情，以便能从自己的亲戚里，找个合适的托付人选，在她和丈夫离世后，能照顾大萱。

“虽然现在已经大概确定了人选，也和对方基本达成了协议。但我还是有些担心，毕竟照顾大萱的时间有可能要几十年，很难保证托付的人能始终如一。”金女士不无担心地说道：“而且据我了解，由于大萱的情况特殊，如果托付人想要帮大萱处理相关事宜，必须要通过司法途径，使托付人的监护权具有法律效力，其中的手续还是很繁琐的。”

>>>把期望寄托在“春雨”

孩子在春雨获得了“新生”，让家长们看到了希望，一些家长非常希望“春雨”能护孩子周全。记者了解到，很多家长都表示了对崔永兰的信任，他们认为崔永兰真心实意地为“孩子”提供就业机会，解决了曾让他们束手无策的“孩子”问题。如果他们不在了，将“孩子”交给崔永兰照顾，他们都会放心。

对此，崔永兰诚恳地向记者道出了她的顾虑：“我十分感谢家长们的信任，我也非常希望能照顾好这些‘孩子’。但我也会有老去的一天，到时候不但辜负了家长们的托付，也让‘孩子’们没了依靠。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共同努力，找到合适的途径，彻底解决这些‘孩子’的养老问题。”

虽然有顾虑，但是崔永兰一直在努力，目前她正在筹建一个托抚中心，为这些孩子提供一个照顾他们慢慢变老的地方。

“信托”门槛高，类信托风险大

随着俏江南创始人张兰境外家族信托被击穿的消息传出，信托再次成为了一个热词，人们越来越了解信托之后，也注意到了家族信托的可靠性。一些孩子的家长也向专业人士了解通过家族信托的方式给自己的孩子留下足够生活的财产，“家族信托不像理财等，能够实现保本，这是我们最看重的。”但是咨询的结果却令他们逐渐打消了这个念头。“家族信托的门槛太高了，动辄千万元起步，根本不是我们承受得起的，而市面上的一些信托产品实际上是一种理财产品或者叫类信托，类信托产品跟理财产品一样是存在风险的。”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大银行都有信托类的理财产品，但是在谈到是否保本以及风险问题上，都说无法为客户打包票。“购买信托理财的客户数量不是很多，一般是老客户回购，就我们一个网点一个季度大概能有一单业务吧。”一名大型国有银行的工作人员介绍，尤其是从去年开始，信托理财产品实打实地出现了损失本金的情况。

“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进行管理和处分的行为。适用对信托有一定认知、资金达到一定规模的人群，家族信托最低放入1000万的资产。”专门从事信托业务的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的田小皖律师告诉记者，家族信托与信托理财产品是有本质的不同的。

“信托理财产品是指信托公司为投资者提供的一种低风险、收益稳定的金融理财产品，是受托人根据融资方的资金需求设立的特定用途的资金募集行为，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按约定的收益分配期限获取回报的一种金融理财产品。而家族信托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以帮助实现委托人资产隔离、财富传承或特定目的安排等意愿。”田律师表示，信托理财产品是一个金融产品，而家族信托是一个法律架构。

理财产品风险性太高不牢靠，家族信托可靠性强但门槛太高，目前这些家长们陷入两难的境地。

新想法萌生“托孤”计划正在推进

有没有一种产品既有家族信托的牢靠又能够降低门槛呢？家长们多次与为“春雨”提供公益法律帮扶的山东源中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表达这样的想法。多次接到家长们的咨询，爱心律师们也颇为无奈的是。“家长的这些需求大多属于信托范围，而正常的信托产品门槛较高，春雨的孩子和家长们大多不属于这个客户群体。”山东源中律师事务所的魏薇律师告诉记者，“有没有可能为春雨的孩子和家长“私人定制”一款公证产品，“迂回”实现他们的“信托”需求呢？”魏律师和同事们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

近日，山东源中律师事务所联合黄海公证处，共同启动了《“托孤”计划——私人定制公证产品》项目。该项目在完成第一次与家长们的交流座谈、简单了解了他们的家庭成员情况及需求后，黄海公证处业已开展产品的初步设计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公证处的介入，联系银行部门，为春雨的孩子和家长提供一种比单纯理财产品更加稳健且具有信托功能的产品。”魏律师告诉记者，目前，该项目得到了青岛市残联、青岛市市北区兴隆路街道办事处的大力支持，青岛市女企业家协会的爱心企业家们也通过爱心捐助等形式，在资金方面给予了强大帮扶，让家长们能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享受类似“信托”产品的功能。

建议

完善委托、监督、诉讼机制

多方合力关爱“长不大”的他们

无论是找亲朋好友做监护人照顾“长不大”的他们，还是一款稳妥的信托产品来定期给予他们补助让他们衣食无忧，最终都要落到这个照顾他们的人或是机构是否能如父母一样无私。在采访过程中，所有的父母都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担忧。

对此，青岛市政协委员、国际青年创客基地主任王可锋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其实这些父母们最大的担忧是自己离开后，孩子们得不到良好的照顾，即使给他们留下足够的财产但是他们无权处置，最终这些财产是否会形同虚设。”王可锋表示，“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是要完善弱势群体的保护机制，这是社会发展到这一步的要求。”

“这一机制要包括委托机制、监督机制和诉讼机制几大部分，从为这些‘长不大’孩子委托监护人开始，到定期回访、监督对他们的照顾情况，再到恶意侵占他们财产甚至虐待他们的司法保护等。”王可锋表示，其中与对待普通公民存在区别的是政府部门以及司法部门要更加主动地监督。“因为这些孩子大多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主动举报的可能性近乎为零，因此需要相关部门像公益诉讼一样，主动出击。”

同时，王可锋还呼吁政府应该出台兜底政策，“并不是所有的失智人员的父母都能留给孩子足够他们度过余生的财产，实际上更多的这样的家庭都已经难以为继。这就需要各级政府要摸清这种弱势群体的数量，以便制定相应的政策，更多的公益组织也要发挥作用，传递温暖，帮助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切实保护这一群体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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